早在2007年3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就提到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类似的因素或原因可能还有很多，此处恕难一一列举和归纳。在具体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澄清一个前提：鉴于制定法规则的概括性和抽象性以及个案的具体性，并非全部制定法规则都适合做判案的直接依据，有些案件需要较之于制定法更为具体的规则，而制定法可能更适合做形成这些更具体规则的指引或参考资料。
第77段继续回应：我们也接受下述观点：在英国已不再受‘欧盟条约约束后，议会不可能再意图通过第2条继续将欧盟法律不断变化的内容导入国内法，或者继续适用上述第62—64段所述之1972年《欧洲共同体法》的其他后果。但鉴于常理经常是格言之类的概括性表述，如果直接引用就如同动辄诉诸民法中的帝王条款，故必定会有损于法律的专业性和稳定性。(17)因此，如果原因行为中的受害人非因自身原因(如官方推诿)不能得到及时的法律救济，则有可能成为后来结果行为的加害人，在此情况下，法官基于结果行为对他进行处罚时，就应该考虑在先的原因行为，适当降低惩罚力度，这样才可能与民意常理契合。一旦法官忽略了(可能并非故意)某个事实，当事人的律师就会及时提出异议，从而将这个可能被忽略的情节重新归入最终三段论演绎推理的小前提。最后，现行体制虽然无法容忍法官造法，但这个任务却可以交由最高人民法院完成。
例如，在一个就犯罪主体发生争议的贪污案中，究竟是《刑法》第382条更适合做最终三段论推理的大前提，还是相关司法解释所形成的规则(22)更适合呢？很显然是后者。而有的案件(如何鹏案泸州继承案)，则过于突出在先的原因行为。除了值班律师的权利有限等原因，有的值班律师会将这项工作当成任务甚至是负担去对待，很难形成一种责任感，值班律师的勤勉义务也会大打折扣。
第一，难以保证法律帮助质量。在例外情况下，如嫌疑人羁押时间较长，事务律师可以在预定值班律师费用外，申请按固定的小时费率收取额外报酬（该付费标准由法律援助机构根据伦敦或全国标准设定，大概在每小时56或52英镑左右）。二是，律师协会根据律师姓名提前编制名册，根据名册顺序安排值班律师。[8]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下列事项的意见，并记录在案：（一）涉嫌的犯罪事实、罪名及适用的法律规定。
如果犯罪嫌疑人需要值班律师的帮助，警察局会联系从事辩护的事务律师电话中心（Defence Solicitor Call Centre, DSCC）。同时，该意见还对法律援助值班律师运行模式、援助工作站建设、值班律师选任、值班方式、工作标准以及纪律等方面作出了规定。
同时认为，值班辩护人的职责和权利应当以其在值班的岗位上能够完成为限。后两者只能由援助律师担任，都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由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指定安排而产生。当然，如果值班律师因为其值班地点和岗位而产生，需要在离开其值班岗位后继续履行相关职责的，则另当别论。查阅侦查机关出具的调查报告并告知犯罪嫌疑人具体内容。
在治安法院初次聆讯时，没有委托律师的被告人有权获得值班律师的帮助，值班律师只参与初次聆讯。日本值班律师制度有两种模式：一是，日本律师协会依照律师提供的时间安排合理制作律师值班表。[2]虽有开创性，但并没有明确值班律师制度的具体内容、性质、服务环节。对未履行通知或者指派辩护职责的办案人员，严格实行责任追究。
（一）英国值班律师是从事辩护的事务律师 值班律师制度始于英国。一、值班律师法律规范的沿革和问题 这一制度起源于2006年我国与联合国开发署在河南试点的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
四、值班律师是在特定岗位值班的辩护律师 值班律师应当具有辩护人身份，这不仅是我国司法体制发展的必要要求，也是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就阅卷权而言，它是值班期间可以行使的权利，也是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不可或缺的权利，也只有通过阅卷，值班律师才能认真审查案件事实，为被追诉人客观分析认罪认罚的利弊得失，协助被追诉人自主选择。
（三）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中，为自愿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法律帮助，对检察机关定罪量刑建议提出意见，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应当有值班律师在场。内容摘要：2014年我国就在规范性文件中出现了关于值班律师制度的规定。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有罪辩护或无罪辩护的建议。当然，立法到底应当赋予值班律师哪些职责，这可以根据立法的目的和实践的需要进行调整。通过值班律师保障认罪认罚的真实性与自愿性，从而保障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各地法律援助机构会制作值班律师值班表，以保证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都有值班律师随时到警察局提供法律帮助服务。
三是保证有效辩护的主要方式在于扩大强制性指定辩护的范围，而不能依赖值班律师。我们建议将值班律师改名为值班辩护人，将来就会有三种辩护人：委托辩护人、指定辩护人、值班辩护人。
当检察官作出不予保释决定时，值班律师可代表犯罪嫌疑人与检察官进行沟通，以期得到保释机会。[16]有人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意见》第２条第２款[17]进行解读，认为这个规定禁止值班律师从事出庭辩护服务，可以证明和说明值班律师不是辩护律师。
可以看出，值班律师制度存在应然和实然的差异，这是在后续完善该制度时需要加以认真对待的，应当看到，现有的法律规定不是固步自封、不能改革的理由。本文为高一飞教授主持的2017年度司法部重点课题《优化司法机关职权配置研究》（17SFB1006）、2017年度重庆市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重大委托项目《习近平司法思想研究》、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看守所法立法研究》（立项号〔18BFX078〕）的阶段性成果。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还应当就涉及认罪认罚的相关特殊问题听取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意见。1972年，英国布里斯托市在治安法院设置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律师。[29]将值班律师制度纳入律师辩护全覆盖的内容。[9]在值班律师制度研讨会上[10]，各方面的专家给予了高度评价。
但应当注意的是，地方性改革实践往往从办理案件的实践需要出发，更多的是经验得出的直觉和办案中辩方压力和要求的结果，因为只有授予值班律师阅卷权才能解决法律帮助中的实质性问题。从上述国家关于值班律师的性质与职责规定来看，值班律师的性质就是辩护律师，其具体权利通过法律予以明确，值班律师享有与辩护人类似的权利，但因为其全班岗位的限制，实际行使的权利与普通的辩护律师有差异。
概括起来说，规范的漏洞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值班律师的性质。[21] 习近平：《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2页。
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了值班律师制度[7]，但在值班律师的性质上，并没有进一步明确其与普通辩护律师的差别，而在其职责上，也是沿用了提供法律帮助，具体的帮助内容上也采用了列举+兜底条款的方式，也就是说，对其职能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河南省42家看守所、54家县级以上人民法院均已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参与值班律师300多人次。
但遗憾的是，学者们的论证是从需要和意义出发，没有说明其与辩护律师在本质上相同的理论依据，对现有规范为什么要将其与一般辩护人区分、国外类似制度的定位的真实状况也没有正面回答，得出值班律师就是辩护人的结论，尽管笔者是同意的，但是我又认为其结论是简单的，没有解释现有规范与传统援助律师作不同区分的原因，结论缺乏足够的说服力。[32]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第4项规定：出席受审并亲自替自己辩护或经由他自己所选择的法律援助进行辩护。这一阶段，值班律师提供的服务被称为警察局的咨询和帮助（Police Station Advice and Assistance）。值班辩护人的职责应当是在值班的岗位上即值班的时间和地点能够完成的职责。
第2条规定：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应当依法履行下列工作职责：（一）解答法律咨询。[22] 根据庭审程序，英国的法律援助主要分为三个层次：皇家刑事法院、治安法院以及侦查阶段，只有后两阶段才存在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服务的情形。
值班律师的职责限定不是由其性质来决定的，而是由设置值班岗位的目的决定的。若犯罪嫌疑人做有罪辩护，值班律师将代理犯罪嫌疑人与法官协商，确定其应受何种处罚。
《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意见》第２条第３项规定，值班律师有权对检察机关的定罪量刑建议提出意见。[8] 第二，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值班律师在场并为其并提供法律帮助。
